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倡导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它的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为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书写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历史上的精彩篇章。
日本入侵带来深重民族危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短短四个月内占领了东北三省，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干部到东北，加强党组织的力量。东北各地相继成立多支抗日游击队，后来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由于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进行反复“围剿”，对日本侵华行为一再妥协退让，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继东三省之后，日本侵略军又相继侵占热河、察哈尔、冀东等地，进逼华北。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有条件地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
1935年6月，在日本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华北五省危在日夕。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先后爆发学生运动、工人罢工，多地爱国人士、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华北事变标志着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面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毅然承担起团结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联合抗日、共御外辱的光荣使命。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在日本加紧侵华步伐的同时，德意法西斯也在大肆扩张，欧洲的战争策源地加速形成。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对全球反法西斯斗争策略进行系统性规划，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大会精神，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响亮地提出抗日救国的口号，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强调“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党迅速调整相关政策，在国统区积极开展工作。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恢复、整顿和重建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打开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先后派人到上海，与那里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传达并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在党的支持下，5月31日，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面对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蒋介石虽然开始考虑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但仍然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他命令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到陕北前线“剿共”。中共中央做好两手准备，在以军事力量打破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同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积极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华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深，蒋介石逐渐改变了对日妥协政策。据此，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联合对象。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不再使用抗日反蒋的提法，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该是逼蒋抗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蒋介石并没有根本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仍然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消灭共产党和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在反复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无效后，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审视复杂的国内局势，以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十年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国共关系开始改善。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等五项要求，并提出，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四项保证。这个电文发表后，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
从1937年2月开始，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方面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举行多次谈判。双方虽然还存在一些分歧，但合作抗日的大势已经不可阻挡。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一部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收复失地，坚决抗战，并请缨杀敌：“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抗日，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等向蒋介石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希望国民党能予实行。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党牢牢掌握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是包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在内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的形成，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对全面抗战的展开具有重大意义。
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约4.6万人。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共1.03万余人。改编后的红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成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的重要力量。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成为直辖于国民政府的一个地方政府。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合作形式进行了深入思考，认真总结党成立以来开展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采取党外合作方式，坚决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在整个抗战期间，党灵活观察和科学分析形势变化，始终掌握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这个要求真正成为全党共识却经历了一个过程。当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这一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为实现党对抗战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在这个路线的指引下，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的政策策略，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敌后抗战总的战略部署。八路军于1938年冬开始由山区向平原挺进，深入敌后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各部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汉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坚持和扩大苏南、皖中等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到抗战胜利时，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19块、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全面抗战路线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国共两党合作的实质性展开，促进了抗战初期双方的联合对敌斗争，使日军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开辟，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双方制定和执行了不同的抗战路线。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采取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这就与共产党主张和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存在矛盾。随着持久抗战的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必然存在着斗争。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日本调整侵华策略，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以蒋介石
为首的亲英美派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提出“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方针。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39年冬至1940年春，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多地制造袭击、杀害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摩擦。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标志
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来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度面临最危险的境地。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密令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但在中共中央的强有力反击下，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就被制止。
面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的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从抗战全局出发，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灵活应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与团结。党明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时局的变化和一度出现的逆转态势，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在坚决揭露打击汉奸卖国贼的叛国投降活动的同时，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的合作，不断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错误给予了坚决回击。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继续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战场上。毛泽东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惩办祸首、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刊发“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这些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使国民党顽固派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使一度危急的国内时局得以扭转。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成功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妥善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慌失措、一味妥协，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民族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
制定不断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包含各阶级、阶层、各界团体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十分复杂，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的考验。在处理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关系之外，党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将统战工作的方针和原则转化为具体举措，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不断发展。
国统区的统战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领导下，南方局用了很大精力开展统战工作，特别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共商国是。南方局积极向中间势力宣传党的政策，逐步取得中间人士的信任，有力巩固扩大了统一战线，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成为一支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南方局还积极工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对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沦陷区，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力量比较情况，把对敌斗争与保存自己有机结合起来，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党的地下组织彻底转变工作方式，深入群众，以隐蔽方式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人民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多种形式的对日斗争。这些斗争牵制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打击了日伪的统治基础，支持和配合了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拓展。
根据地建设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环节，也是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场域。进入1940年后，日本侵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采取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甚至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消灭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人疯狂而又频繁的进攻下，敌后军民伤亡很大，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菜和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甚至吃粮也很困难。
为了克服困难，中国共产党决定进一步加强根据地建设，以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各占1/3，以容纳各方面人士，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根据地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施政方针，保障各抗日阶级的人权、财权，厉行廉洁政治。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18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其中有共产党员7名，超过“三三制”的要求。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按得票多少由非中共人士白文焕递补。这次参议会还通过“精兵简政”提案并交付边区政府实施。在经济建设上，照顾抗日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制定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争取和团结地主阶级一起抗日。从1939年冬开始，各根据地相继实行减租减息，一般将原租额减少25%，规定年利息率一般为10%，其他杂租、劳役和高利贷一律取缔。这种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大生产运动等一起，有力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克服根据地的物质生活困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保卫了世界和平。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推动建立、坚决维护、不断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历史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
【栏目编辑 刘玲】
